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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白洋淀现5000多米捕鸟网:水鸟在网上挣扎奄奄一息

志愿者来到事发地点,发现捕鸟网上还有正在挣扎的水鸟,冰面上有多条小船进出的痕迹。据当地人介绍,架设捕鸟网的人是当地村民,每天用小船进淀收鸟贩卖。

据民间公益组织“华北环境前线”12月14日爆料称,河北省安新县旅游东路玉带桥东侧白洋淀中央,出现5000多米长的捕鸟网。

该团队负责人高琼向红星新闻表示,12月13日,志愿者来到事发地点,发现捕鸟网上还有正在挣扎的水鸟,冰面上有多条小船进出的痕迹。因救援船船体太大,淀中冰层已厚达4厘米,船身无法靠近,只能拍摄视频、照片向当地自然资源局报告。

“华北环境前线”称,据当地人介绍,架设捕鸟网的人是当地村民,每天用小船进淀收鸟贩卖。安新县相关部门已启动执法程序,组织人员拆除非法捕猎网,并查找架网捕猎者。

12月14日,安新县委宣传部一位值班人员告诉红星新闻,当地农业农村局已着手处理此事。

安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东臣告诉红星新闻,已监测到相关舆情,并已接到紧急通知,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据其称,动物保护原来由农林部门负责,但现在已划到自然资源局,“县领导对此事高度重视,今天下午5点,县里将召开紧急会议协商处理此事。”

公开资料显示,白洋淀系华北平原最大淡水湿地系统,被誉为“华北之肾”。

据河北新闻网报道,近年,相关部门在白洋淀展开了生态资源调查巡护、爱鸟宣传、网箱围栏清理、打击电鱼、打击捕鸟和毒鸟、水区村垃圾废水环境治理、纳污坑塘清理整治等多项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白洋淀生态环境特别是白洋淀野生鸟类栖息环境的改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截至2019年8月,白洋淀鸟类种类由原来的192种增加到203种。国家级保护动物26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4种。

“华北环境前线”负责人高琼也认为,近年,白洋淀生态环境已有明显改善,“架网、下毒、钢丝套捕猎的现象少多了。”

红星新闻记者 彭莉 王春

图据“华北环境前线”微信公众号

大家丨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大屠杀背后,都有一群自以为文明的刽子手

当加害者不把受害者当人看待的时候,自己身上的人性也在消失。

撰文/维舟

每年的南京大屠杀公祭日,都会唤起中国人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多少年来,中国人在谈及这场数十年前的大屠杀时,常常联想到同时代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不仅是在强调两个古老民族同样的受难,更是在谴责日本在历史认知态度上与战后德国之间的落差。

不过,人们在做这样的类比时,往往不会仔细去研究两场大屠杀之间的许多细节差异――我说的研究,绝对不是要为任何一个加害者开脱,他们的罪行毫无疑问同样反人类、也同样深重,但“差别”并不等同于“轻重”,就像我们在讨论某一个刑事罪案凶手时,犯罪学家们会对他们的犯罪手法、犯罪心理进行比较一样。

就这两场发生于同一时代阶段但不同地域的大屠杀而言,如果真的详细研究对比,人们很容易发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犯下的罪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纳粹更为恶劣。深入辨析、理解这些细节,对我们的历史认知无疑是相当重要的。

两种“大屠杀”

中国人常常将这两场大屠杀类比、乃至混同的很大一个原因可能是:在汉语里这两者都叫“大屠杀”;但在英语里则用不同的名词指称:南京大屠杀是massacre(屠杀,大批杀戮),而纳粹大屠杀是holocaust――这是一个特殊的词汇,据考出自希伯来语olah,意为“向上”,指古代整只动物燔祭时的烟“向上”接近上帝,1881年起被俄国人用来指称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后来才被引入英语。不难看出,后者隐含着一种特殊的宗教意味,以表达受难者的生命所做出的牺牲与升华。在以色列,常常还将这场大屠杀用希伯来语称为Shoah,同样有“浩劫”或“燔祭”的意味。

这不仅是术语上的不同,从历史细节看,它们可说是两场不同类型的大屠杀:纳粹大屠杀最突出的特征,是工业化流水线式的,执行杀戮的是一群不带感情的高学历官僚,他们“坐在办公桌前就能毁灭世界”,像艾希曼这样沾了数万人鲜血的屠夫,甚至可能并未亲手杀死一个人;而南京大屠杀则带有浓厚的前现代“屠城”式无差别杀戮色彩,加害者是一帮野兽般的士兵,面对面直接杀人。两者的差别,前者好比是现代化屠宰场、而后者则更像《屠猫记》中通过虐杀来取乐的变态――如果说前者是“理性的疯狂”,那么后者就是“非理性的疯狂”。

因而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强调,纳粹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失败,恰恰是它的产物。这样的比较也可以让我们看出一点:相比起当时的德国,日本是个更为落后的国家。

《现代性与大屠杀》[英] 齐格蒙・鲍曼 著,译林出版社 2011年版

由此也带来另一个相关的差异: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是露天的、开放空间里的杀戮,至少在当时就有包括英美人士在内的无数目击者;但纳粹德国的大屠杀却具有一个现代性的特征,那就是杀戮的隐蔽不可见,很长时间里外界都不知道,甚至直到战后都有很多人难以置信。

1941年夏,希姆莱亲眼目睹了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屠杀犹太人的残酷场面,呕吐不已,随行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巴赫-泽勒维斯基对他说:“这还只是区区一百人……看看这个分队士兵的眼睛,有多惊恐!这些人下半辈子都完了。我们在这里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追随者?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野蛮人!”为此,希姆莱决定寻找避免血腥刺激场面的杀人方式,以便将杀戮对屠杀者造成的负面心理冲击降到最低――毒气室由此诞生。

奥斯维辛集中营站台上的挑选:分到右队意味着劳役,左队则被发往毒气室。

纳粹的这种现代化杀戮技术更隐蔽、更高效,在四年里杀了1100万人(其中600万犹太人),相比起来,日军的处决低效、原始得多,也更为残忍,使受害者遭受更深重的凌辱与苦难,因为这种凌辱也是其实施暴力的目的之一。

当时的日本军政要员似乎也不像希姆莱等人那样担心士兵变成“疯子”或“野蛮人”,恰恰相反,很多记载都表明,当时日军就是要驱使、训练士兵变成残忍的野兽,以至于媒体上都大肆报道两个军官比赛杀人的“百人斩”事迹。同样是丧失人性,纳粹集中营军官和日军士兵的心理表现并不相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南京大屠杀时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致柏林外交部密电称:“犯罪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报导的百人斩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女性的大规模强暴,日军进城第一周就有八千名女性遭到伤害。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南京事件争论史》中承认:“南京大屠杀性暴力的受害女性的数量,在世界史上是找不到第二个例子的。”这种对战败者的肆意掳掠、强奸,在传统的战争中相当普遍,但在纳粹集中营中却极为少见。

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在《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中详细检视了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虽然也发现了几例党卫队士兵强奸犹太妇女的事,但他也明确指出:与犯人的性接触,按纳粹种族理论来说“不可想象”,――“党卫队成员与集中营犯人之间的性关系是被明令禁止的”,甚至可以构成“种族罪”――这倒不是他们更仁慈,而是因为纳粹认为“低等种族”会“污染”雅利安人种的纯正血统,“纳粹所犯下的‘最终解决’暴行与20世纪战争时期发生的其他许多罪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纳粹公开禁止他们的军队实施性侵”。

《南京事件》中“遭日军绑架的中国妇女”为题的照片

从屠杀方式和屠杀人数来看,南京大屠杀是日军有组织的行为,但毫无疑问,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计划和实施步骤要远为周密得多,执行得更为彻底――一些国家的犹太人几乎被杀光。这在另一件事上也可见一斑:虽然纳粹也曾要求把上海的犹太人关到崇明岛屠杀,但日本经济落后,不可能投入大量资源去做这样的事,加之日军内部各派遣军之间都矛盾重重,没有一个严密的计划去执行灭绝计划。

日本在战时真正能与纳粹屠犹相类比的,是对人体进行生化武器实验的731部队。它和集中营有一点高度相似:本该救人的医生却在杀人,石井四郎和约瑟夫・门格勒就不无相似之处。据保守估计,731部队在十三年里对三千名俘虏实施人体实验。研究东亚历史的美国学者布鲁斯・康明斯在《视差》一书中认为,731部队的历史是“日本的道德最低点”,南京大屠杀是日本1931年以来灭绝战略的一部分,“这当然是种族屠杀”,但他也认为,“似乎将其最暴虐的行径称为暴行(atrocity)、种族屠杀(genocide)――而不是大屠杀(holocaust)――更为恰当”。

731部队活动

曾撰著《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严厉批评日本对战争罪责态度的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创造日本》中曾说:“有人将其同纳粹屠犹进行对比,然而,这么做对于理解这起战争罪行的特性并无多大助益。这是一场屠城,而非有计划的灭绝行动。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跟中世纪的征服者一样,满载着抢来的东西在街上横行霸道。”他认为,“需要解释的是,日军为何要对毫无还手之力的民众痛下重手,手段还异常残暴,倘若说大开杀戒的目的不是将每个中国人赶尽杀绝,那么缘何要实施这种空前绝后的奸淫掳掠的暴行呢?”确实,可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暴行的文化根源

当时的各方记载都表明,南京大屠杀的爆发,很大一个原因是日军军纪的败坏。

历史学家多认为,当时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需要为此负根本责任,因为正是他强行实施了未列入作战计划的南京战役。但与此同时,他却也是唯一对大屠杀流露出悔意的将领,直至1948年冬,他还对人说“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回忆起当时在追悼会上说“好不容易彰显的皇威,被那些士兵暴行毁于一旦。不料,事后大家竟然都笑了。更可恨的是,有个师团长甚至说‘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哟’。”

在南京入城式上的松井石根(台上右一)

1938年1月,南京大屠杀仍未结束之际,陆军省人事局长阿南惟几少将也承认:“军纪风纪的现状,已成了皇军一大污点。强奸、抢劫屡禁不止。”然而,不论如何,他们都是在“军人的荣誉”这一层面上考虑问题,正如笠原十九司在《南京事件争论史》中所说的,“在中国战场作战的日本军队官兵,对战时国际法一无所知。司令官、指挥官即使违反国际法,也无人过问,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已触犯国际法的意识。”他认为,问题的根源是“根深蒂固的蔑视中国人的意识。这种蔑视意识,消除了日本士兵心理上对野蛮行径的抵触情绪,起到彻底麻痹士兵的鸦片作用,使他们不能理性地、人性地判断事物。”

说起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时,以日军的军纪最好。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记载“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纪律”,当时于式枚等人也都证实,日本、美国占领区秩序最好,倒是德占区以士兵纪律最差、社会秩序最坏著称(见冯志阳《庚子救援研究》)。俄占区也好不到哪里去,据俄国《新边疆》报记者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的战地日记《八国联军目击记》所载,当时俄军中“有一种奇怪的中世纪观点,认为对中国人什么事都可以干。他们被当作是卑贱的畜牲,可以,而且应当对他们恣意虐待、蹂躏,甚至可以打死,如果他们胆敢反抗的话。”

在那时,日本还很顾忌列强的眼光,在日俄战争中甚至刻意让西方明白,它在同俄国的冲突中是遵守游戏规则的:比如提供理由证明战争的“正当性”,遵循了有关处置战俘的公约,通过日本红十字会宣称了其“人道主义关怀”,允许外国人观察其行为。伊藤博文在日俄战争进行时认为“文明世界的同情,在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之际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无形支援”,反复主张有必要争取“文明世界的同情”。但在那之后,随着自身实力的膨胀和“文明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崩塌,日本的野心也越来越不加掩饰。

在欧洲的战争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强大的观念突出强调“军人的荣誉”,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虽然谈到“总体战”,但这并不包括不加区别地屠杀平民、虐待俘虏,因为他认为这些行为贬低了战士的尊严。法学家马克・奥希尔在《服从命令》一书中举了越战中一名美军军官的事:当他看到手下新兵举枪对准一个越南妇女头部时,厉声呵斥:“海军陆战队不干这种事!”事实上,纳粹德国时期,这些“脏活”的执行者往往是党卫军而非国防军。不仅如此,18世纪欧洲的军事理论强调,战争的目的是击败敌人,而非让个人劫掠致富,“统帅们结束劫掠行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因为它削弱了战争的作用,这是由于,一旦士兵们争抢着去夺取并占有战利品,这支军队就会易于受到攻击并陷于溃散状态”(《欧洲贵族,1400-1800》)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尽管如此,欧洲列强在海外作战时,又是另一副嘴脸。就算是最喜欢以“文明”自诩的英国人,在印度破城时也没少抢劫战利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火烧圆明园、肆意抢劫皇家珍宝更是中国人无法忘怀的国耻。

何伟业在《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一书中指出,当时所谓“东方的教育”让这些士兵心肠变硬,他引用澳大利亚部队的一名军需官的话说:“什么时候你能让自己相信中国人不是人,根本不是人,什么时候你才会心安理得。”因此,近代种族大屠杀案例中一个几乎不变的通则是:受害者通常在此前很久就已经被非人化看待了。

日本虽然近代以来多以“武士道”自诩,但所谓“武士の一分”(武士的尊严)仅指捍卫武士自身的尊严,却不像欧洲的骑士传统那样强调伤害无辜是对骑士荣誉的玷污,江户幕府时甚至规定,平民看到武士时不够恭敬,武士有权拔刀砍杀。不仅如此,在日本严格的等级社会中,领主长期对属民有生杀予夺之权,民众胆敢反抗则不惜斩尽杀绝,所谓“一村亡所”(全村杀光,一个都不留)。江户初期,会津藩的百姓因为对苛刻的年贡极为不满,越级陈情,藩主问家老“你治下的百姓们向我投诉说年贡过重,你怎么看”时,家老答:“如到紧要关头,我会全部将其‘抚斩’,不会有事的。”所谓“抚斩”,意思是像收割稻谷一般,见一个杀一个,赶尽杀绝。

日军挥刀斩杀中国平民

日军在南京屠城时所表现出来的暴行,可以在这个脉络中得到理解:它既缺乏那种悠久的职业军人荣誉感,又来自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尚未发展出结束战争劫掠的内在制约和对国际法的尊重,相反,它在近代早期的表现仅是顾忌外部的看法,而一旦它对此无所顾忌,又学会了列强对“劣等民族”的蔑视,就表现得加倍没有底线。

在日本战败后,历史学者龟井胜一郎曾总结说,侵华战争的根源是近代愈演愈烈的歧视邻国的感情:“这样地被培养起来的对于中国的无知和无视的心理基础如果不是如此深厚,侵略中国的阴谋也不会那样易如反掌地得以实现。”这种种族主义的态度,倒是和德国很相似:既然敌人不值得被当作“人”来看待,那就无须给予怜悯,也不必自我克制了。

但相比起德国人,日本的战争罪行还有着某些特殊的地方。长期研究日本、堪称“日本通”的美国学者埃德温・赖肖尔发现,日本人在国内遵守一套既繁琐又有约束力的社会行为规则,其严密程度几乎能把他管束得透不过气来――然而,这套规则仅适用于日本社会,甚至是熟人之间,遇到这套规则范围之外的场合,他就很可能乱来一通,“一旦遇上意外的情况,他们的伦理准则就会比我们这种比较普遍的伦理概念崩溃得更加彻底,从而使日本人倒退到按照他们排除约束的本能来行事的地步了”。可以说,南京大屠杀正是日军倒退到按原始兽性本能来行事的表现。

另一个值得瞩目的差异在于:在日本的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人要被集体接受往往意味着要泯灭自我。日本作家野间宏在小说《真空地带》中,把日本陆军描绘成一个建立在镇压人类本性基础上的非人道机构,这个社会化过程的目的是禁止士兵按自己的意志去想、去做,甚至连觉得自己还有意志都不行――也就是彻底丧失自我意志的“真空地带”。相比起来,虽然西方的军事法也强调军人不得拒绝命令,但事实上,就算在以服从著称的德军中,1942年也有德国治安警察101储备营官兵抗命不枪杀犹太人的事例,《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一书认为,这证明“不论环境塑造和约束我们的力量多强大,决定相信什么以及如何行动的仍旧是我们的判断力”。《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也强调了在执行种族灭绝计划时,底层官兵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的。至于像美军这样的部队中,士兵更是以能够进行独立判断为荣。

劳伦斯・里斯的《奥斯维辛》

当时日本军队中的这种极其压抑的结构,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处于下层的普通官兵缺乏主体性:一方面,由于日常遭受重压,他们只有在更弱势的人身上,才毫无顾忌地释放出暴力;另一方面,正因他们丧失自我,因而即便犯下暴行,事后也会辩称自己是被迫的,不愿承担责任。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就认为,日军在战时犯下的暴行是一种“转嫁压迫”的行为:士兵遇到上级压迫和虐待后,遇到任何他可以压迫和虐待的人,就如法炮制,转嫁给更弱势的人。他的结论是:“在平时,过着平民和军队生活的士兵找不到任何可以转嫁压迫的对象。当他们一旦有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一下子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压力通通解除掉,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

可以说,当加害者不把受害者当人看待的时候,自己身上的人性也在消失;再进一步说,正由于他平日不被人当人看,因而转身也不把更弱的人当人看。这与一个在被日常家暴的原生家庭环境中长大、长大后又家暴别人的孩子不无相似之处。这也意味着,光靠约束“军纪”或许还无法根除这种暴行,最根本的途径,是反思并改变这种结构性的社会文化。

NBA名记:尼克斯换帅或锁定三人 姚明昔日恩师在列

尼克斯早前已经炒掉了主帅菲兹戴尔,他们计划让助教迈克-米勒带队打完这个赛季,不过,如果纽约持续输球,他们可能会在赛季中期就做出改变,对此,The Athletic资深记者查拉尼亚在分析尼克斯的现状时指出,如果纽约中途做出改变,他们可能会考虑几位候选人,其中有杰夫-范甘迪、马克-杰克逊以及汤姆-锡伯杜。

中国球迷对于杰夫-范甘迪并不陌生,他当年是姚明恩师,在1996-01年间,范甘迪还曾担任过尼克斯主帅,在那里执教的六个多赛季里,范甘迪带队拿到248胜172负,胜率为59%。在1998-99赛季,范甘迪带领尼克斯杀入NBA总决赛,但最终1-4不敌马刺,无缘总冠军。

在2017年,杰夫-范甘迪被任命为美国男篮教练,率队征战2017年国际篮联美洲杯与2019年世界杯预选赛,在结束了这段执教工作后,如今的范甘迪非常清闲,如果尼克斯向他抛来橄榄枝,范甘迪或许会乐意接受。

范甘迪自2006-07赛季后就没有再做过NBA主帅,他的执教风格可能会和当今联盟的发展趋势相背离,不过,范甘迪一向强调防守,纽约也需要一位纪律严明、铁腕治军的主帅来管理这支球队。

马克-杰克逊是范甘迪的解说搭档,他的职业生涯正是从尼克斯开始的,在1988-89赛季,杰克逊在尼克斯效力的第二个赛季就入选了NBA全明星,这也是他生涯唯一一次全明星经历。

在菲兹戴尔被解雇之前,马克-杰克逊就成为了尼克斯的主帅候选人,在2011-14年间,杰克逊在勇士执教过三个赛季,在那里,他带队拿到121胜109负,胜率为52.6%。

这支尼克斯有不少年轻球员,而马克-杰克逊也属于球员型教练,他喜欢和球员打成一片,如果杰克逊能够担任主帅,这将有助于纽约年轻球员的成长。

锡伯杜曾在NBA中助教过八个赛季,他在上赛季被森林狼解雇,在那之后,锡伯杜频频出现在电视镜头当中,希望能够再度上岗,锡伯杜的优势是治军严谨,强调防守。但他死用主力的方式为人所诟病,尼克斯目前充斥着年轻球员,这些人没有太多经验,锡伯杜这种执教风格可能并不适合这支球队,在这三位候选人当中,他来到纽约的几率最小。

曲靖市:绿色食品招商增强发展新动能

蒙牛集团年产33万吨乳制品的全球第61家现代工厂在陆良开建、浙江李子园食品公司西南绿色乳饮料生产基地预计年内投产、今麦郎饮品及方便面曲靖生产基地项目从签约到开工仅用18天……今年以来,曲靖市按照省委、省政府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的战略部署,紧盯重点产业项目,创新体制机制,坚持“一盘棋”推动精准招商、一条链促进产业发展,一批批优秀企业加速入滇、一个个优质项目加速上马,“绿色食品牌”打造取得阶段性成效。

2018年以来,曲靖市共新签约“绿色食品牌”项目101个,协议总投资365.11亿元。其中,1亿元至10亿元项目51个,协议投资115.96亿元;10亿元以上项目10个,协议投资236亿元;新开工项目98个,实际到位并纳入固定资产投资45.15亿元;有中国500强企业2户,中国民营500强企业1户,农业龙头企业5户。

曲靖是我省重要的烟叶、粮食、生猪、魔芋等生产基地。为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曲靖市以“大产业+新主体+新平台”为发展思路,以“抓有机、创品牌、育龙头、占市场、建平台、解难题”为重心,科学谋划统筹,制定打造“绿色食品牌”三年行动计划,并策划包装了多个重点产业招商项目,精准绘制绿色产业发展路线图;组建了马铃薯、水果、蔬菜、中药材等8个重点产业专家组,为规划编制、项目策划、精准招商“把脉问诊”;先后与中国食品加工协会、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等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协会、商会捕捉项目线索,并组建“绿色食品牌”招商小分队,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准招商;建立了重点项目领导分级包保推进制度,对项目服务一抓到底,同时,市级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由市“狠抓落实年”包保组和市政府分管领导协调推进。

在引进、培育龙头企业过程中,曲靖市始终坚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思路,围绕产业融合模式、主体培育、政策创新和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龙头企业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招商引资,一批行业领先的农业龙头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纷纷落户曲靖:引进联想佳沃集团建设蓝莓全产业链项目,已建成5000亩蓝莓示范基地和200万株优质种苗基地、3万吨冷链物流中心和蓝莓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带动种植蓝莓8000亩;温氏集团计划建设西南“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项目,投资85亿元打造现代牧业百亿产业集群,二期温氏西南总部暨现代牧业全产业链项目已开工建设;蒙牛集团将打造西部最大百亿乳制品产业集群,打造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蒙牛特色小镇,项目总投资16.5亿元,力争明年4月投产;今麦郎、浙江李子园、卫龙等食品加工企业将打造绿色食品产业园。通过产业集群带动,中德未来食品国际论坛将于12月在曲靖举办。

随着“绿色食品牌”战略的实施,曲靖市实现现代农业理念、技术、人才“三创新”和经济、产业、扶贫效益“三显现”。联想佳沃集团建设蓝莓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相继申请发明专利、制定地方及企业标准、培养科技特派员,提高了曲靖蓝莓产业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依托温氏集团,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现代家庭农场主不断涌现,自我发展能力持续增强,通过温氏集团在曲靖首创的“党总支+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项目支撑”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带动了一大批贫困户脱贫,温氏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带动9000余人就业,3.8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打造“绿色食品牌”,曲靖市走出了一条企业、农户、政府三方共赢的特色之路。下一步,曲靖市将继续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不断强优势、破难题、补短板,做好精准招商、平台招商文章,为我省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记者 段晓瑞)

责任编辑:杨春萍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顺应社会期盼,持续推进“放管服”等改革,我国营商环境明显改善。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制定专门行政法规,从制度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条例》认真总结近年来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经验和做法,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人民群众满意、市场主体支持的改革举措用法规制度固化下来,重点针对我国营商环境的突出短板和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从完善体制机制的层面作出相应规定。

一是明确优化营商环境的原则和方向。《条例》将营商环境界定为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明确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应当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深刻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法治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

二是加强市场主体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和依法平等享受支持政策,保护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主体维权服务平台等。

三是优化市场环境。《条例》对压减企业开办时间、保障平等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规范涉企收费、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简化企业注销流程等作了规定。

四是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条例》对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精简行政许可和优化审批服务、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减证便民、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建立政企沟通机制等作了规定。

五是规范和创新监管执法。《条例》对健全监管规则和标准,推行信用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包容审慎监管、“互联网+监管”,落实行政执法公示、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等作了规定。

六是加强法治保障。《条例》对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和调整实施,制定法规政策听取市场主体意见,为市场主体设置政策适应调整期,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等作了规定。

责任编辑:董婵娟

粤桂黔滇四省区共谋高铁经济带建设

10月18日,第五届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合作联席会议暨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桂林)广西园建设工作现场会在广西桂林召开。

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建设自2014年启动以来,合作试验区广东园、广西园、贵州园相继设立,搭建起以高铁为依托的新型跨区域合作模式。今年,粤桂黔高铁经济带扩展到云南省,昆明、曲靖、大理、丽江、文山、红河等州(市)纳入高铁经济带,成员由原来的13个市(州)增加到21个,区域面积达41.64万平方公里、涵盖人口1.02亿。

此次会议以“推进全域旅游合作,打造最美高铁经济带”为主题,致力破除制约四省区全域旅游发展的瓶颈与障碍,进一步凝聚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沿线21市(州)共识,推动全域旅游合作,增强旅游发展新动能,为全国跨省区全域旅游合作发展作出新探索。

会议审议并通过《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合作联席会议章程(草案)》和《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全域旅游合作共同行动倡议(草案)》。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沿线21市(州)还签订《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全域旅游合作框架协议》,致力于跨区域整合资源要素,共同打造区域品牌和精品路线,联合搭建旅游宣传营销平台等。同时推出惠民政策,建立城市间游客凭身份证进入景区享受门票优惠机制,推进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旅游线路建设。

国家有关部委、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相关领导,有关企业、行业协会代表等参加会议。

云南省副省长王显刚率云南代表团参加会议并致辞。(记者 李承韩) 

责任编辑:杨景涵